加中建交50周年

加中關系活的編年史 傅堯樂教授：從理想到現實 | 加中建交五十周年系列訪談之一

歡迎閱讀以及收聽我們的系列專訪合集：加中建交五十年 （新窗口）

從今天開始，加廣中文臺推出特別系列節目“加中建交五十年”，將會采訪五位加拿大政治、學術、外交、媒體領域熟悉中國事務的人士，梳理加拿大與中國建交五十年的歷史，介紹加拿大對中國從友善、期待，到茫然、失望，以及他們對未來的期許。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系列的第一部分：專訪“加中關系活的編年史” 傅堯樂：從理想到現實 （18’06”）

第一次中國之行：見識不一樣的共產主義

1965年，傅堯樂正在莫斯科完成自己的博士學位，主題就是研究蘇聯的共產主義。他那是對中國充滿好奇，希望看看中國的共產主義與俄國有什么不同。于是，他前往中國，待了一個月。他的第一感受是，與俄國相比，中國更加貧困，但也更加不同。

從此他作為外交官和學者，與中國的半個多世紀緣分開始，盡管此前他并沒有計劃要把中國作為終身的研究對象。

中國為什么會發生革命？為什么中國文化看上去如此不同？中國將如何對世界開放？會如何發展？這些都是他想了解的問題。

加中建交過程曲折：關于臺灣問題表述意義重大

傅堯樂教授介紹說，1968年，時任加拿大總理的皮埃爾特魯多決定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經過兩年非常艱難的談判，于1970年10月正式簽署了建交公告 —— 這比尼克松訪華還早了兩年。

傅堯樂教授介紹說，在正式建交之前，加拿大曾四次嘗試與中國聯系，試圖建立外交關系或是設立貿易辦公室，但是，都是在最后一刻，加拿大退縮了。可能因為加拿大那個時候不在意中國，也可能是因為美國從中做梗 —— 正是冷戰高峰期，西方的共識是不與共產國家合作。

傅堯樂介紹說，如果我的記憶準確，大約是雙方在20月內談判了21次，其中關鍵的問題是臺灣。談判中，中國堅持說，臺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加拿大要承認這一點。

他認為，加中在這個立場上都有讓步。

傅堯樂的分析是，中國當時也有自己的麻煩，就是與前蘇聯交惡，因此需要與世界其他國家建立聯系，但又不愿意放棄對臺灣的主權。

而加拿大處理臺灣問題的新方式非常重要，此后被十幾個西方國家仿效。最終，美國也承認了一個中國，與中國建交。

“小麥外交”與“兵乓外交”的不同

六零年代初，中國因大躍進造成的饑荒開始，而世界主要國家都對中國實施了禁運。

在向中國出口小麥這件事情上，加拿大當時的農業部長漢密爾頓以及進步保守黨總理迪芬貝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據記載，1960年，中方以6000萬美金從加拿大購買了76.2萬噸小麥和32.7萬噸大賣。之后，加拿大政府繼續向中國出售小麥。在當時，這些糧食挽救了許多中國處于饑餓狀態的民眾。

傅堯樂教授介紹說，六零年代初，主流加拿大人反對與中國建交。自從向中國出售小麥之后，到了六零年代中期，主流民意也開始轉變，認為既然可以與中國進行貿易，為什么不可以建立外交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講，向中國出售小麥是建立外交關系過程中的重大事件，可以說是推動了兩國正式建交。

當時，也有很多人辯解說，加拿大與蘇聯就有外交關系 —— 冷戰期間，蘇聯肯定不是對加拿大友好的政權 —— 那為什么不能與中國建交呢？

而美國當時試圖控制中國也遇到了很多麻煩。美國正在輸掉越戰，時任總統尼克松意識到，必須改變對中國政策，尤其當時中國可能已經不再是俄國的盟友，那么為什么不來打打中國牌呢？

于是，兵乓球成為了外交的手段，那是在1971年 —— 第二年，尼克松前往中國，這令美國向中國開放，是美國外交的一部分。

關鍵人物：皮埃爾·特魯多

加中建交過程當中，現任總理賈斯汀·特魯多的父親皮埃爾·特魯多（1919~2000)絕對是位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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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特魯多是加拿大第15任總理，分別在1968年到1979年，以及1980年至1984年擔任加拿大總理，執政近16年。1960年，在沒有進入政壇之前，年輕的皮埃爾·特魯多曾與友人前往中國旅行，并寫下了 《紅色中國兩個天真漢》 （新窗口）。他是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加拿大總理，與卡斯特羅、吉米卡特都有很好的私人關系。1970年，他領導下的加拿大早于美國，與中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而且，在1973年成為首次訪問中國的加拿大總理。

傅堯樂后來曾多次采訪過特魯多：“我曾問過特魯多，為什么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而他只是簡單地回答：是時候讓中國進入世界舞臺了，你不能孤立中國，對世界來說，中國太大太重要了，要讓中國加入外面的世界 —— 尤其是當時中國已經脫離了前蘇聯領導下的東方集團。

傅堯樂認為，老特魯多對貿易交易沒多大興趣，他純粹是希望中國加入外面的世界。

而老特魯多或許沒有想到，50年之后，自己的兒子在加中關系上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困境，只有歷史能夠做出描述，他們父子倆在對待中國上會有什么不同？

“文革”高峰中的北京外交官生涯

傅堯樂博士畢業之后，曾在哈佛大學學習中文，也在香港住過一年，之后，進入在多倫多的約克大學擔任教授。

當時，加拿大政府認為，應該派遣懂得中文與中國的學者在外交部工作。于是，1974年之后的一年半時間里，他曾擔任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的一等秘書，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加拿大外交官之一。

不過，傅堯樂介紹說，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在中國做外交官是非常困難的。政治氛圍非常強烈，普遍反對外國人，專注階級斗爭，民眾之間也在相互斗爭，民眾每天都要學習毛澤東的著作等。所以，外國人尤其是外交官行動受到限制，總是需要小心，對方也很小心，我們住在特定的地方，無法四處旅行。

他當時是與太太以及三個孩子一起居住在北京，孩子們在中文學校讀書，但是，的確是非常困難。

他說，無論是對于外國人還是中國民眾，后者忍受了很多苦難，文化大革命不是個好的時代。

在他的新作中，傅堯樂提到，等到八零年代，他再次前往中國，驚覺中國發生了多么大的變化。鄧小平的開放政策給中國帶來突然的轉變，人們變得溫暖了，開始相互說話了。

他是后來作為一個普通游客才開始在中國各地旅行的。

回憶起在北京當外交官的歲月，唯一有意思的事情是，那時候，加拿大與中國已經有互派留學生了。當時在北京大學等學習的加拿大學生大約有二十位，包括后來成為《環球郵報》駐華記者的黃明珍（Jan Wong)，對黃明珍的專訪我們會在稍后播出。

傅堯樂負責和他們的聯絡，關注他們的生活學習。而且，每個月，他要提著一袋子人民幣前往學校，給加拿大學生分發生活費用 —— 加中關于留學生的協議是，對方的學校負責學費住宿，而政府負責他們的生活費用。

那時候，沒有其他方式匯款，只能用現金，而且都是10塊面值的票子 —— 中國還沒有大面額紙幣。所以，傅堯樂要背著袋子去送錢。

當時，每個加拿大留學生每月生活費是300塊 —— 對中國普通工薪階層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大數目了。可以做參考的是，當時北京的一個工程師，工資水準大約在每個月40塊人民幣左右。

“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一切

傅堯樂教授的印象中，八零年代是個美好的時代，也是加中關系最好的時期。直到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一切都改變了。加拿大政府對中國政府鎮壓學生抗議非常憤怒，并對中國實施了制裁。

中加雙方都對對方感到不滿，中國對加拿大的批評、制裁非常氣憤。而加拿大則認為，我們一直期待中國在人權方面做出改善，結果他們卻向學生和抗議者開槍。

他認為，加中關系自那以后，再也沒有恢復到八零年代的樣子。

總體上說，加中關系的前二十年還是不錯的，但天安門事件導致關系惡化。

兩千年之后，兩國關系似乎有所恢復，但到了哈珀時代，加拿大對華政策又開始轉淡。

“不要試圖改變中國”

傅堯樂引用一位作家的說法：你不可能改變中國，當年的傳教士沒有改變中國，近些年的人權民主理念沒有改變中國。你不可能從外面改變中國。

加拿大的重點應該是，那么如何與中國打交道？可以是貿易，可以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 比如學生、移民、旅行者，但不要指望你站在外面，來改變中國。

此外，傅堯樂認為，中國正在成為超級大國，加拿大如何適應這一點？中國對待加拿大的方式，就向美國在川普時期對待加拿大一樣。

不過，他也承認，最近這兩年，加中關系將至了冰點 —— 應該說比天安門事件之后還糟糕，可以說是建交以來最糟糕的。其實，加中關系早在孟晚舟事件發生前，已經有不可彌合的分歧，比如2017年，特魯多曾前往中國希望簽署意向書，正式開始貿易協議談判，結果鎩羽而歸。

再加上，2012年，新的領導人習近平上臺之后，中國對外政策日趨強硬、甚至蠻橫。

傅堯樂表示，目前的主流民意認為，特魯多政府對華政策應該更強硬，或許我們要面對的是個超級大國了，但你不可以禁止加拿大出口，不可以使用人質外交，也不應該有中國大使對加拿大進行威脅 —— 加拿大不會如此對待其他國家，也不會忘記如此做事的人。

他認為，加拿大目前能夠采取的或許應該是鄧小平時代對中國外交政策的策略：韜光養晦。同時，更多地了解中國，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有更多了解，是加中關系對雙方有益。

接下來，加中還有很多涉及兩國的關鍵問題，比如華為5G，如何處置兩名遭到中國關押的加拿大麥克，孟晚舟案件如何繼續，拜登上臺，加拿大會加入西方的聯盟，如何統一對華政策等等 —— 所有這一切是很不確定的事情，我們要給時間。

從理想到現實的五十年

1965年，傅堯樂教授第一次前往中國考察，去年11月他最近一次到訪北京，這五十多年之間，他先后六十次訪問中國，到過25個省份，被稱為加中外交關系活著的編年史。

這些年，他一直參與中國中層政府官員的一個短期培訓項目，包括公共事務管理，后來發展到企業，以及大學 —— 幾十年來總共培訓了六、七千人 —— 他希望能對中國政府管理有些作用。

傅堯樂表示，自己在中國有很多朋友，有很多聯系，他的新作中采訪了包括外交部官員在內的很多中國人士。

他說：我就是個學者，對中國感興趣，我熱愛中國，中國是個非常有趣的地方。我希望了解中國，向學生介紹中國，描述中國。但我不能確定，是否還會再回去。

最近一次在北京，他打開酒店的窗戶，發現有攝像頭對著他的房間。他說，那一刻自己忽然意識到，盡管五十年過去，他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中國會視他為一個外人，因為他帶去了外面的價值觀 —— 這對控制中國的人來說，是值得懷疑的事情。

這令我覺得非常失望，但這就是現實。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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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查爾斯·伯頓教授：似乎沒什么可慶祝的 | 加中建交五十年系列采訪之二

今天，是我們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別訪談的第二部分：專訪伯頓教授：細數加中建交五十年，似乎沒什么可慶祝的

播客音頻：（時長15’59“）

還在中學時代，他在渥太華發現了一家進步書店，那間書店可以看到來自中國的圖書，比如《北京周報》，他也由此了解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等。

他是加拿大最早前往中國留學的學生之一。1977年，他前往復旦大學學習，主修中國古代思想史。當時在學校的同學中，有很多后來進入中國的政界、軍界、和商界。

1990年代初以及九零年代末，他兩次前往中國，出任加拿大大使館參贊。他是布魯克大學的政治科學系教授，專門研究比較政治，中國政府和政治，加中關系與人權。

加中關系最矚目事件

中國派遣了非常資深的官員黃華擔任第一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做了一年中國駐加拿大大使之后，前往紐約，成為了中國駐聯合國的代表 ——那是1972年，聯合國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加拿大承認中國加拿大是最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西方國家之一，當時，只有瑞典和法國與中國有正式外交關系。加拿大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中國政府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但是避免了正式承認，可以說是個模棱兩可的態度

渥太華承認中國政府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只是注意到北京關于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說法。

而這個做法具有非常的意義，因為隨后很多西方國家開始仿效，并承認了中國.

加中關系中最溫馨的：小麥外交

加拿大與中國外交關系中的“小麥外交”很多人聽說過，加拿大時任總理迪芬貝克和農業部長阿爾文·漢密爾頓（Alvin Hamilton）不顧美國的反對，在沒有外交關系的條件下，簽署協議，向中國出口小麥和大麥。而且，因為進口數量巨大，中國一時拿不出這么多外匯來購買，加拿大政府還破例為中國分期付款做了擔保。

更多的人則擔心和中國的糧食貿易會影響和美國的關系，畢竟美加關系頭等重要，中國更像是敵手，而不是伙伴，雙方曾經是戰場上的對手。

在之后的三年，總共出口了總值3.62億美元的大麥和小麥。有報道稱，當時主管農業的中國國家副總理李先念后來說：(這批糧食)避免了京、津、滬、遼和重災區糧食脫銷的危險，完全用于彌補國內糧食收支缺口。

小麥出口一直在加中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這兩年，加中關系僵持，不過，2019年的加拿大對華的小麥出口卻創下了歷史記錄。

70年代，中國正處于文革緊張時刻，兩國關系并不活躍，但中加設立了一個家庭重聚的項目，中國人可以通過這個項目來找到失散在加拿大的親人。

而到了八零年代，中國比之前更加開放了，加拿大國際開發署曾幫助中國的基礎建設，在農業方面，比如豬肉加工等也有所幫助。

加中關系五十年最僵持不下的：人權與民主

從加中建交開始，加拿大一直鼓勵中國建設公民社會法治社會。在八、九十年代，北京師范大學有一棟建筑，專門用來進行司法培訓，項目包括了法官培訓，公民社會項目，人權女權項目，非政府機構建設等。

但伯頓教授認為，現在回頭看，這些項目其實對中國社會沒有產生長遠的影響，主要是因為在中國體制下，不可能允許非政府部門出現。

1989年春夏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是加中關系中的又一件大事。

天安門事件之后，加拿大政府決定為在加的中國公民提供避難，絕大多數中國人決定留在加拿大。中國政府對此感到不滿，尤其是公派中國留學生也可以得到庇護。

整個九零年代，加拿大繼續期待和中國有更多交流溝通。加拿大一直很樂觀，認為中國有一天會承認國際社會規范，接受自由民主的方式，最終實現政治體制改革。

1998年，中國簽署了聯合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但中國其實一直沒有批準，甚至22年之后，也還是沒有批準。而加拿大當時很樂觀，希望幫助中國，已經著手依據這個公約，找到政府應從哪些方面需要改變。

伯頓認為，中國對人權和政治改革完全不感興趣，現在，中國政府甚至拒絕普世價值的概念。

2003年，時任加拿大總理的讓·克里田率領加拿大團隊到訪中國，包括了部長、省長，以及商界人士等兩三百人，與中國討論新的貿易協議。

那應該算是加中關系的高光時刻。但結果，在克里田時代，并沒有出現加中貿易增加，加拿大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反而持續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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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加中關系戲劇性急轉直下

就在加拿大與中國的貿易遭遇困境的時候，兩年前，加拿大逮捕了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而中國隨即逮捕了兩名加拿大人，兩國關系戲劇性地急轉直下。

同時，中國對加拿大也進行了經濟方面的限制，比如禁止/限制菜籽油等產品，試圖對加拿大施壓，釋放孟晚舟。

加拿大出口中國商品只占加拿大出口不到4%，而對美國的出口超過75%。

但伯頓教授認為，加中關系早在孟晚舟事件之前就陷入了僵局。2017年，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前往中國進行為期四天的訪問。小特魯多認為，他將與中國簽署意向，正式開始新的加中貿易協定談判。—— 但結果是，中國總理李克強并沒有與特魯多一起出席記者會。由此看出，加拿大對中國誤判到了什么程度。

伯頓教授開玩笑，應該說，加拿大在中國有關部門眼中，重要性在逐漸減弱。因為再次之前，加拿大官員或外交官還是可以和中國的高層官員見面的。

當然，加中關系交惡的大背景，是過去幾年中國外交政策日漸強硬。比如，中國聲稱對南海擁有主權；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實施國安法；在新疆對維吾爾穆斯林的政策，以及經濟上不遵守W TO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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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頓：“戰狼外交”非常愚蠢

比如，最近加拿大現任大使叢培武警告加拿大，如果為香港人提供庇護，可能會威脅到在香港的30萬持加拿大護照的人的安全 —— 這也是近年來大家討論很多的中國戰狼外交。

伯頓教授對此很不客氣，他認為戰狼外交是愚蠢的，只會造成對中國的負面印象，也嚴重降低了世界對中國外交人員的尊重。

相當比例加拿大人認為，中國報復性地扣押了兩名加拿大人，并威脅加拿大人。目前的一項民調顯示，加拿大人中對中國有好感的只占14%。

而在加拿大國內政治中，也呼吁政府重新審視其對華政策。

新當選的保守黨領袖奧圖表示，一旦贏得大選，如中國不遵守國際社會行為規范，會停止與中國的交流溝通。他們在中國政策上不斷對自由黨施壓，并將對華政策列為他們一旦執政最重要的外交政策。

伯頓教授分析，反對黨的這個做法是符合加拿大民眾目前心理的。民調顯示，大部分加拿大認為，自由黨特魯多政府的對華政策應該更強硬些。

所以，自由黨政府目前處于民意、情報機構擔憂中國干擾、人權機構批評中國新疆、香港政策，以及對決策影響力很大的加拿大商界、游說團體之間。

最近，喬·拜登當選美國新一任總統。在伯頓看來，這意味著，美國會重新團結歐洲盟友，經濟上很可能重回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這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貿易協議，而協議中沒有中國。

如果這是國際關系的未來的話，就算是自由黨執政，加拿大也會追隨，與美國、歐盟采取共同行動。

此外，還有新疆問題，加拿大議會的加中關系委員會最近的一份跨黨派報告稱，中國在新疆的做法是種族滅絕。如果加拿大政府承認這是種族滅絕，按照加拿大的聯合國承諾，是需要采取行動的。

類似的情況還有，反對黨要求政府盡快禁止使用華為5G。而如果目前的少數黨自由黨政府倒臺，保守黨政府上臺，采取對華政策會如何強硬，這些都不確定。

五十周年：沒什么可慶祝的

進入2020年，加中建交五十周年。但伯頓教授的感覺卻是，沒有什么可慶祝的。正趕上疫情，雙方沒有什么官方慶祝，加拿大官員甚至都不敢出席這樣的慶祝。

這與加中關系三十周年時候的情景相似 —— 那個時候，天安門事件剛剛發生。

伯頓說，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并不成功。我們看看接下來兩三年會有什么發展吧。但目前看，我看不出有什么緩和的跡象。

（本系列的第六集我們會繼續介紹伯頓教授對加中關系未來的具體分析）

對于查爾斯·伯頓這樣一位五十年來，始終保持對中國關注與熱情的加拿大學者外交官來說，目前的加中關系是令人沮喪和失望的。

他說，自己1977年前往上海，就讀復旦大學，主修中國古代思想史。說起當時的情形，他如數家珍。比如，那是有糧票布票的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很瘦。上海大學宿舍里沒有暖氣，沒有自來水，洗手間要公用。學術課程也是被限制到最基本，不許閱讀梁漱溟或是胡適的著作。

但他也注意到，那是個大家普遍充滿希望和樂觀的年代。伯頓在復旦的同學中許多人比他年長，不少屬于老三屆，曾經有過上山下鄉的知青經歷。他們對當時進行的改革開放也很樂觀，認為中國正進入新的開放、改革，并能加強中國在世界的地位。

那是一段快樂時光。那可能是個最理想的在中國學習讀書的時代。

他的同學們中，有很多后來進入了中國的政界、軍界、商界擔任要職。

他說，我們的感情很要好的，畢業四十年，還是保持著聯系，我是微信群當中唯一一個外國人。雖然從2018年開始，我們的同學群被關閉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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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聯邦自由黨議員董晗鵬：加中關系處于谷底，但我是個樂觀的人 ｜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訪談之三

我希望雙方能夠冷靜克制，達到相互理解和合作。我希望能夠幫助華裔度過這段因疫情以及加中關系緊張而受到歧視的階段

歡迎來到加加中建交五十年特別系列節目。今天，是這個系列節目的第三部分。嘉賓是聯邦自由黨議員董晗鵬（Han Dong)先生，他也是加中立法協會（CACAN)的聯席主席。

董晗鵬出生在上海，13歲隨父母移民加拿大。2014年當選安大略省議員；2019年，當選聯邦自由黨議會議員。

播客音頻：專訪聯邦自由黨議員董晗鵬：加中關系處于谷底，但我是個樂觀的人 ｜ 時長：20’52”

1. 加中關系中，加拿大一直試圖在經濟/貿易和人權法制兩方面找到一個平衡。如何找到這個平衡呢？
2. 目前，中國的外交戰略很強硬，強調的是戰狼外交；而加拿大的主流民意又感覺加拿大自由黨的對華政策太軟弱。你覺得雙方有溝通的渠道和可能嗎？
3. 加拿大華裔在兩國關系緊張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對亞裔的偏見下，應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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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姜聞然教授：看加中關系需要有戰略耐心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訪談第四集

加拿大在七零年承認了中國。究竟當時，中國向西方承諾了什么？還是西方對中國有不切實的期待。姜聞然教授認為，中方當年承諾的和西方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

各位好，歡迎繼續收聽加中建交五十年系列訪談的第4集。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多倫多平和與外交研究所的亞洲項目顧問姜聞然教授。

姜聞然教授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八零年代中期就來到了加拿大，曾執教于阿爾伯達大學，以及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

他稱自己首先是個加拿大人，然后才是中國人，而在中國成長的背景，令他對加中關系的分析有另外一個角度。

歡迎收聽播客：專訪姜聞然教授：看加中關系需要有戰略耐心 ｜加中建交50年系列訪談第四集 （時長：28分45秒）

姜聞然教授認為，加中關系目前緊張的短期原因是，加拿大遵守了與美國的引渡協議，逮捕了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之后不到兩個星期，中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逮捕了兩名加拿大人。由此，繁衍到加中關系的其他方面，影響了加拿大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使得負面看法飆升。

而他認為，加中關系交惡的中長期的原因是中國崛起。中國成為了超級大國，并且不久的將來會在總體國力上，超過美國 —— 而中國在體制上，在民主人權等西方關心問題上，與西方分歧很大，西方如何應對的問題就出現了。

姜聞然自我介紹說，和土生土長、研究中國問題的加拿大人不同，自己是在中國出生長大的，經歷過自然災害，經歷過文革，也經歷過改革開放。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進入北大讀書。八零年代之初，又是最早一批出國留學的。他認為，在一代人的時間里，中國取得的成就，是非常罕見的。

他也反問，加拿大在七零年承認了中國。1973年，老特魯多訪問中國，隨后西方開始承認中國。究竟當時，中國向西方承諾了什么？還是西方對中國有不切實的期待。姜聞然教授認為，中方當年承諾的和西方期待的是非常不同的。

他說，中國其實從來沒有在體制改變方面做過承諾，中國是按照自己的步伐走到今天這個體制的。

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和外交官都認為，經濟的自由和發展會帶來體制的改革。他們也相信，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的經濟無法走得太遠。但是，中國目前的狀況是，在一黨制的體制下，經濟和創新都有進步。這是出人意料的。

而他的看法是，加拿大應該回到七零年代承認中國時的初衷，就是不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期待，由中國以自己的節奏、從內部來做出改變。不然，西方的壓力會令中國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情緒飆升，加中關系會更加悲觀。

而對加中關系未來，姜聞然教授認為，他的樂觀度在中間。這就看雙方領導人如何處理。如果雙方有戰略眼觀、歷史觀，發揮主觀能動性的話，他對未來會更加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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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作家、記者黃明珍：我見證了歷史｜加中關系50年系列采訪之五

或許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有黃明珍（Jan Wong）這樣經歷的加拿大人了，她的人生與加中五十年的外交歷史交織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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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她前往中國旅行和學習中文，成為了加拿大留學中國第一人。1974年，她作為交換學生在北京大學學習，親歷了文革后期直到毛澤東去世；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時期，她作為加拿大《環球郵報》的駐華記者，見證了整個的運動，并寫出了《神州怨，Red China Blues）記錄那段日子；之后，她繼續關注中國自北京奧運會之后的外交政策變化…

更多細節，歡迎收聽加中建交五十年播客：專訪作家、記者黃明珍：我見證了歷史（時長18分05秒）

黃明珍1952年出生在蒙特利爾。她的祖父于1880年代來到加拿大，參與修筑了太平洋鐵路。她的父親Bill Wong在蒙特利爾擁有一間中餐館，非常有名氣。

她畢業于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系，曾長期擔任加拿大全國發行的《環球郵報》駐華記者，著有《神州怨》《家常便飯》《北京秘密》等，她的報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加拿大人的中國印象。

她在采訪中認為，目前是加中關系的轉折點，世界的局勢正在變化，加拿大也面臨選擇。中國這幾年的行為已經是個超級大國了，之前的加中友誼，或是加拿大對中國的期待等已經沒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問題是如何在與中國繼續交流的情況下，保護加拿大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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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建交50年，幾個關鍵詞：戰狼外交、失敗、不確定、與轉變…

歡迎來到RCI 加中建交50周年特別系列節目的第六期：加中關系中的幾個關鍵詞

上個星期，我們采訪了熟悉加中關系的五位嘉賓，他們與中國都有密切的聯系，多年來關注中國事務。

在采訪中，我問了五位嘉賓同樣一個問題：如果讓你用四個字形容加中建交五十年，會是什么詞？（別問我為什么是四個詞，而不是更多或更少）

五位嘉賓的側重點可能不同，但是高頻率出現的詞總結起來是：戰狼外交，不確定、和轉變。然后是，失望、失敗、戰略、以及耐心。

歡迎收聽系列節目的第六部分：加中建交50年，幾個關鍵詞：戰狼外交、失敗、不確定、與轉變… （時長：13分07秒）

而且，他們一致認為，孟晚舟引渡案以及加拿大兩名麥克 （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中國逮捕且遭到嚴酷對待，成為了加中關系最大的轉折點，主要是事件引爆了兩國民眾間對對方態度的大轉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兩國關系跌入了五十年來的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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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擔任加拿大外交官員的學者傅堯樂先生（Bernie Frolic）選擇的是：

探索成功但失敗了、戰狼外交、目前很掙扎，充滿不確定。

曾于七零年代留學中國的國際政治關系學者、加中問題研究專家查爾斯·伯頓教授（Charles Burton）選擇的是：

失敗，非常失望、非常傷心。這不是我期待的加中關系走向。

加拿大自由黨議員董晗鵬(Han Dong) :從理解到發展。

他認為，加拿大與中國沒有根本的經濟或是外交沖突，希望中國能夠展現善意，比如善待加拿大兩名麥克。

而他也特別提醒加拿大華裔，在這個艱難時期，要努力對抗種族主義，以及不要被邊緣化。

著名記者、作家黃明珍（Jan Wong) 的形容是：

50年代，樂觀，正面；60年代，小心謹慎；70年代，希望期待；80年代， 興奮，期待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但現在是警惕的、負面的、小心的。主要還是在于，過去加中關系的友好歷史已經不再被重視了，現在中國關心的只是他們在二十一世紀的國家地位。

多倫多和平與外交研究所亞洲項目主持人姜聞然教授選擇的是：

第一個：戰略眼光；第二個：國家利益；第三個：主觀能動性；第四個：歷史觀 —— 這個選擇更像是他對加中關系走向的期許。

感謝收聽今天的 加中建交五十年第六期：加中關系中的幾個關鍵詞。明天，會是我們這個系列的最后一期。明天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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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中建交50年：走到了十字路口，未來充滿不確定…

今天是這個系列的第七集，也是最后一集。

在過去的一個多星期，我們采訪了加拿大熟悉中國事務的五位專家、學者、記者，從他們個人的經歷和感受回看加中關系五十年。

過去的兩年，加中關系可謂跌倒了谷底，那么未來會如何？在加拿大的對華政策上，他們有什么預見？

歡迎收聽加中建交50周年播客第7期：來到了十字路口，未來充滿不確定… （時長17分43分）

加拿大學者、前外交官查爾斯·伯頓（Charles Burton）教授關注加中事務超過五十年，但目前的狀況令我非常失望非常悲哀。他最大的失望是，加拿大和許多西方國家一樣，認為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交往將會促使中國更加開放，在民主人權方面有所改善。

加拿大幾十年來在中國的公民社會、法制體系培訓、女性權益等投資將近10個億，但在受訪中，伯頓教授認為，很多中國簽署的與法制人權相關的協議和設置的課程，更像是做給加拿大看的，以減輕在這方面的壓力。

伯頓教授對加中關系未來并不樂觀。他表示，美國在拜登上臺之后，如果重回世界領袖地位，加拿大會跟隨其他的民主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聯手，令中國更難單方面針對某一個民主國家。

他還認為，中國的經濟從結構上更加依賴出口。西方國家可以決定一起行動，停止與中國合作，直到中國遵守在聯合國以及世貿協定中的承諾。相對來說，這還是比較樂觀的結果。

第二個可能，中國領導人繼續一帶一路，團結一些國家與西方的經濟同盟對抗，這可能會導致下一個東西方冷戰，甚至熱戰，包括可能的在南海以及臺灣的戰爭。

伯頓教授表示，真是太遺憾了，雙方關系到了這樣的程度。

他還評價說，客觀地說，加拿大的對華政策是不成功的。加拿大特魯多政府承諾，在今年年底要重新設定對華政策，這是因為國內的壓力，民意主流認為，加拿大應該對華更加強硬，而反對黨的批評聲浪也很大。

伯頓教授對于加拿大政府未來的對華政策的建議是，需要更多的加拿大人，對中國共產黨的規則和語言有更深入的了解，要多與中國變革力量合作，也需要有更多的投入，比如，在加拿大國內，警方如何保護受到騷擾的華人異見人士等。

華裔學者、多倫多和平與外交研究所的姜聞然教授認為，中國這些年的崛起才是令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擔憂害怕的真正原因。

他認為，中國政府的結構是中國人無法自己改變的。加拿大和西方需要一個框架性的對華政策，同時以歷史觀來對待中國的人權和民主的問題，需要領導人有主觀能動性來處理與中國的關系，以避免沖突。

而加拿大著名的記者和作家黃明珍（Jan Wong)以及中國問題專家傅堯樂教授(Bernie Frolic)也認為，目前是加中關系的轉折點，世界的局勢正在變化，加拿大也面臨選擇。中國這幾年的行為已經是個超級大國了，之前的加中友誼，或是加拿大對中國的期待等已經沒有什么作用了。加拿大的問題是如何在與中國繼續交流的情況下，保護加拿大的利益。

而自由黨聯邦議員董晗鵬（Han Dong）的看法是，加中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應該可以從理解走向合作。不過，他覺得當務之急，需要中國改善對兩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斯帕弗（Michael Spavor）的待遇，向加拿大人展示中國可以人道地，公開透明地對待他們的案子。

加中關系在五十年之際處于不確定的狀態中，雙方的領導人是否有智慧，可以在避免沖突的前提下，進行修復和發展？沒有人能說的清。

而且，董晗鵬也給在加拿大的華裔提出了建議：懂得保護自己，保障自己的權益，以及不被邊緣化。

感謝收聽我們總共七集的“加中建交50年”系列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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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您健康愉快！